东西问｜刘智鹏：深港怎样演绎渊源深厚的“双城故事”？
[5]那么，如何判断行政机关的作为可能性？引入作为可能性这一维度，将对评价行政机关的履职产生何种影响？这正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39]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不对称行政任务指的并不是行政资源在政府系统内部的错配，而是法律设定的职责目标超过了政府整体上的能力，它们不可能通过在内部理顺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或者调剂权限和人员配置得到解决。在民法上讨论不作为侵权、[9]在刑法上讨论不作为犯都是如此，[10]在行政法上评价政府职责的履行也不应例外。
参见朱旭峰、赵慧：《政府间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扩散——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例（1993—1999）》，《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第115页。[24]那么，在以追责问责为导向的灾害调查中，如何看待这些因素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责任分配的影响呢？尽管7·20灾害的调查组对此颇为清醒，三个区分开来就包括把能力素质不足与不负责任区分开来，但这样的原则在当前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框架之下能够获得支撑吗？这些问题都指向了长期被忽视的行政机关作为可能性。[71]这里的完全不作为，主要就是指囿于能力而实在做不了什么。而实际财力不足又可能反过来使行政组织无法获得合格人员的充实。配置行政资源使其形成足够的能力。
[59]参见魏陆：《人大预算监督效力评价和改革路径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70页。立法机关考虑这一问题的角度是，国家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多经验教训，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形成已知的最佳方案，法律应当将其固定下来，而政府的职责就是按照这些方案全力以赴，以获得应对灾害的最佳效果。（作者刘文明，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进入专题： 大清帝国 新清史 。
1880年竹添在与李鸿章的笔谈中又提到，日本与各国议修改条约，以复帝国自主之权，中朝两国应彼此均不却之于各通商国之外，而益兴贸易，共确立帝国之权，以御欧洲之侮为心。1885年《中法新约》英文本中的4处the Chinese Empire ，中文本均为中国，而且签约者李鸿章头衔中的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Imperial Commissioner，在中文本中为大清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大臣。清朝灭亡前的十年间，除外交场合偶有使用之外，帝国一词也开始在其他官方文献中出现。由于清政府在签约中的被动地位，条约文本也可能先由西方列强起草，如果这样，那么清政府就是将the Ta Tsing Empire 认同为大清。
由此可见，张邵二人给日方的复函中，虽称日本为大日本帝国，但自称时均遵循本国惯例，只有大清而无帝国。为了使这种中华帝国史研究具有合法性，西方汉学家们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可以将西义帝国概念与中国历史联系起来的证据，即1895年中文大清帝国一词的出现。
《马关条约》签订后数月……文人士大夫及新式知识人迅速吸收以帝国称大清的做法。因此，日本也出现了类似于英国社会中鼓吹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者。例如，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帝国构成、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帝国民族主义（imperial nationalism ）的出现。这是笔者所知李鸿章最早接触日本帝国概念的时间。
成书于1849年的梁廷枏《夷氛闻记》，在描述欧洲国家时也有类似用法：窃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2月1日双方会晤时，张荫桓和邵友濂向日方出示的光绪帝敕书，首句便是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前已提及，近代以来西方的殖民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代罗马的帝国理念，特别是罗马帝国标榜文明使命的普世追求，但并不意味着殖民帝国完全复制了罗马的帝国模式，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许多不同于罗马的新特征。对商人和冒险家来说，帝国意味着获得利润和财富的无限机会。
其三，大清帝国一词的出现，不排除和谈与订约过程中外交程式的影响。日本以帝国自居不仅迎合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帝国话语，而且深谙其中的帝国主义逻辑——以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
不过，大韩帝国的出现犹如大清帝国一样，都是在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和日本走上帝国化的背景下，在自身国家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帝国话语开始在东亚流行和产生影响的结果。他认为世界政治中心正在往亚太地区转移，太平洋时代正在来临，在这一地区取得优势的国家会成为下一个世纪的世界主导者。
此时所用帝国一词已不再是中文传统意义上的帝制之国，例如邵希雍于1903年将日文著作《万国史纲》翻译成中文，书中大量使用帝国一词，其中说道：亚西里亚及波斯者，其政体规模宏远，当时称之，皆一大帝国也。光太夫的故事让包括桂川甫周在内的日本人感到惊讶和兴奋，日本为世界七帝国之一的说法便在日本流传开来，而《北槎闻略》成为较早将日本描述为帝国的著作之一。1897年，朝鲜高宗李熙在内外交困的情境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在1899年9月11日中朝《通商条约》中的署名也是大韩帝国。陈波通过对欧洲建构中华帝国话语的历史考察，证明欧洲人在明代之前就称中国为帝国。这一帝国观不仅代表保守党的主张，也代表当时大多数英国民众的想法，因此得到广泛支持。不过，这些帝国是西方含义的empire，并非中国古汉语中的帝国。
此外，中文帝国还有皇帝所居之地的意思，如北宋周邦彦《看花回》所谓云飞帝国，人在天边心暗折，南宋岳珂《木兰花慢》所谓如今梦回帝国，尚迟迟、依约带湖光。因此，受日本话语影响甚至很可能是在日本政府提供条约文本初稿的情况下，作为和制汉语的大清帝国进入了中方文本。
这种情况，从严复在1902年翻译出版的《原富》中也反映出来。尽管亚当·斯密《国富论》原著中出现了122处empire，11处empires，但严复在中译本里均没有译为帝国，倒是使用了英拜尔一词——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
1810年出版的两本荷日词典《译键》和《荷语译撰》都采用了上述译法。在强国和弱国分化日益扩大的时代，当弱者似乎注定要边缘化或灭亡，成为‘帝国就是要变得强大。
（二）19世纪晚期西方的帝国观 19世纪末的中国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世界，尽管这种融入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压力下被动地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但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进入中国。箕作省吾《坤舆图识》第1卷亚洲概述称本邦、汉土为两个帝国，汉土即中国。相对于英法来说，德国是一个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德国的帝国野心更加强烈。那么，为什么李鸿章和清政府在1895年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大清帝国的称号？笔者有以下分析。
只有如此，我们的帝国才能在与泰西各国签订条约时获得同等地位，我们的帝国才能成为独立和富强的国家。因此，19世纪晚期欧洲社会中的帝国观念和帝国话语，更多反映了殖民帝国的新特征。
日本使用大清帝国一词时，张荫桓和邵友濂没有认可与附和，而李鸿章在应答交涉中以大清帝国自称，意味着它从和制汉语转换为真正意义的中文词汇。笔者扩大检索的时间范围，从1895年至1911年有123条结果，其中41处指日本，11处指罗马帝国，其他大部分指英、俄、德等国以及帝国主义等概念，只有3处指称清朝，而大清帝国仅2条检索结果。
关键词：大清帝国 新清史 帝国史 中外关系 在罗马帝国的深远影响下，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人便时常将类似于罗马帝国那样疆域辽阔的大国称为empire（帝国），对古代中国自然也是如此。1814年，本木正荣等人编纂的英日词典《谙厄利亚语林大成》第一次将英语的empire译为帝国。
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1871年至1900年这30年里，英国给它的帝国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6600万人口。一旦以罗马为范例，我们会容易地发现，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许多我们认为是帝国的其他国家。这些帝国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与empire有相近之处，但内涵有异。对传教士来说，帝国意味着传播基督福音和西方文明的神圣使命。
这表明清政府是有限使用帝国称号，而且主要用于与日本的交涉。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又向张邵二人通知日本全权与清国使节会晤之日期，内容为：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兹向大清帝国钦差大臣通知以下之事：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将于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于广岛县厅与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会晤，而且届时将互相交换其所携带之全权委任状。
该书由德富苏峰在甲午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发表的数篇文章构成，其中第一篇文章《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声称：如果说（日本）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是收缩的历史，未来几百年的历史只能说是扩张的历史。至于具体使用哪一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情况下有所侧重。
其二，虽出现了帝国这一译法，但并不占主流，此外尚有其他译法，严复自己更是主张音译为英拜尔，说明他认为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汇，因此基本上没有翻译这个词，例如对原著中多次出现的Roman Empire，只译为罗马。1864年丁韪良译惠顿的《万国公法》，英文原著正文中有78处empire，但中文版里没有出现帝国一词。